经济能力。但我们同样无法忽略美国的文学艺术人士在其中的不懈努力。
我更觉得中国的80年代青年相似于1890年的美国。这是美国文化开始崛起的过程。在此之前，爱默森早在1850年起就不断呼吁“美国精神的觉醒”，美国人不能总是依靠阅读英国小说、在欧洲文化的压抑下成长。尽管有沃尔特·惠特曼、爱伦·坡、麦尔维尔的努力，但是美国文化依旧在沉睡。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第一次试图大规模引进欧洲文化标准的时期，比如亨利·詹姆斯，一代美国青年如德莱塞等也在不懈努力。此时的美国正在面临城市化的过程，“生活的全面商品化”是当时的趋势。当时的美国公众更喜欢赫斯特的煽情新闻而非文学艺术……我认为80年代的中国与之相似并非因为这些细节，而是80年代所蕴涵的强烈“过渡”色彩。生于60年代、成熟于80年代的那一代，他们的青年时期处在一个引入外来文化的最初阶段，他们惊喜于那些思想；却没有时间吸收。但正是这大量有待清理的思想，为后来发展提供了奠基，他们才是真正的“迷惘的一代”。
终于，我们来到了迈克尔·考利所描绘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我有限的阅读历史中，还有什么比《流放者的归来——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更能表现一个年轻人的忧伤与快乐呢？在我寻找青春力量的过程中，这本书比起《北大往事》、《伊甸园之门》，还有那本最新出版的《“60年代”气质》更为公正与积极地描述了青春的气质。
这群被格鲁特·斯泰因称作“迷惘的一代”的年轻人出生于上个世纪初，在田野与大地成长，上大学时他们幼时的乡村童年开始消失；他们中有的热爱文学，于是住进了廉价的格林尼治村，在那里编辑《扫帚》、《转盘》这样的小杂志；然后一次世界大战来了，他们被扔到了欧洲，在那里花着别的国家的钱，学会调情、酗酒与不负责任，看到了死亡随时与自己擦身而过……在去欧洲之前，他们看到30个美国知识分子写的《美国文明》，不断有人告诉他们，美国一无是处，是缺乏“50个最有才智的人”的英国。《美国文明》的主编哈罗德·斯特恩自问自答道，美国年轻人该怎么办？到欧洲去，到欧洲去。
战后，他们开始流放自己，巴黎，那里是文学与艺术的中心。他们拼命地学习福楼拜、学习普鲁斯特。他们有年轻的记者海明威、有忧伤的菲茨杰拉德、有激进的帕索斯、有喜欢热闹的迈克尔·考利，还有一大批有二三流才智但无比热情的美国青年，他们喝苦艾酒、在咖啡馆里争论，他们都努力地写作，努力地学习欧洲蕴涵的意境。
他们当然是一小部分，国内的青年们正在爵士乐中快乐无比，汽车是新的追逐对象，通讯领域正在发生由一家叫AT&T公司领导的革命，广播、电影开始普及，那些不怎么样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广告撰稿人，无意中推动着新商业革命。然后，这些巴黎浪子们回国了。他们发现自己、自己的小说一下子变成了时代的代言人。《伟大的盖茨比》——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商青年精英们的最爱，爵士时代的伟大小说；谁不在学习《太阳照样升起》中男主人公坚硬、干脆的讲话方式；帕索斯更加雄心勃勃，他干脆开始记录起一个时代——《美国》三部曲；即使那个被海明威不屑的迈克尔·考利不也成为《新共和》杂志的书评编辑了吗？他后来写作的《流放者的归来》，鼓舞了几代文学青年的成长。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们在30岁左右就成了国际知名人士。1930年，美国人甚至第一次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辛克莱·刘易斯在《大街》里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他的年纪也大了一些，也尽管他的获奖更多是由于美国经济、政治地位的崛起。但是，谁又能否认，此时由“迷惘的一代”们创造的美国文化已经开始摆脱幼稚了呢？一方面，他们要感谢“到欧洲去，到欧洲去”的伟大号召，另一方面他们也应该感谢19世纪90年代那批人为他们做出的牺牲。文学批评家拉泽尔·奇夫认为，20年代“迷惘的一代”作家之所以被人发现与接受，是因为他们引起的巨大社会震动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19世纪90年代那些作家代为受过了。那些今天已经被人遗忘的名字与青年，成为海明威的垫脚石，前者比后者更加迷惘。
许晖讲的没有错，他们的确是过渡的一代，新出的那本《“60年代”气质》中无处不在的忧伤与被牺牲感不断地强调着这一点。但谁又不身处过渡之中呢？而对于中国来讲，海明威那一代何时才会出现呢？从1890年到1920年，整整30年间，那一代青年同样是过渡，在等待辉煌。
距离1997年的秋天已将近4年了。我对于80年代大学校园的憧憬情感在1998年的《北大往事》后开始褪色。所以，《“60年代”气质》这样书令我感慨，却不再感动。我渴望这些已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们，除了回忆与欷嘘之外，能让人看到一些更富建设性的作品。他们像考利一样编辑过《我们》、《今天》等形形色色的杂志，他们也在贫穷与喧嚣还有醉酒中庆祝自己的青春与写作，而现在我渴望看到他们的《太阳照样升起》与《流放者归来》。
这样的渴望显得残忍与粗暴。毕竟，他们缺乏时间与机遇。他们也没能“到欧洲去”、“到美国去”，去那些国家的中国青年学习的更多是技术而非写作。
对于沉浸于20年代美国情绪中的我来说，我很愿意把自己想象成迈克尔·考利。生于60年代的青年不喜欢技术与商业，认为它们毁灭了我们的心灵。但我更愿意将20年代美国作家的成功分给当时美国的技术与商业革命。正是福特的努力、正是留声机与广播这样的发明让美国人生活得更富裕，资讯更发达，他们开始有时间与精力阅读了。像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的作品都是先成为时尚，然后才成为经典的。
那么今天的我呢？一个生于1976年的青年，就像我最初写到的，在我进入大学这一年，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席卷全球，从1995年到今天，技术革命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比起从前的政治更为巨大。当我在鄙薄了90年代中期平庸的校园之后，我必须承认，那些在新技术影响下、于1998年后入学的青年的确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也并非像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没有头脑、没有感情，新资讯革命让他们的知识层次更丰富，也更加独立、强调个人主义。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球化现象，则让他们真的与巴黎、纽约生活在一起。他们或许快乐多于忧伤，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说不忧伤就是缺乏人文关怀。
好了，我已经在青春的时空中穿梭了一个世纪了，并且不无自恋地让自己回到了1997年，那个脸上长满粉刺的青年时代。我不断地提及历史，又不断地否认过去。我知道我无法看清楚未来，但是我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召唤的声音。这声音令我的情绪再次激昂，它提醒我不管身在何处，我都必须不懈地学习。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像1890年代那批美国青年那样最终被淹没，还是像菲茨杰拉德一样留下痕迹。但有一点很清楚，我必须不断地吸收世界上最杰出的思想文化，它比自我回忆更有建设性，即使是过渡的一代，我也希望这种过渡更加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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