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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掉太原城之后，赵光义随即下旨移师进攻辽国，希望以得胜之师一鼓作气把辽国灭掉。与身经百战的赵匡胤相比，赵光义在对付辽国的问题上肯定是个大外行。赵匡胤知道游牧民族的骑兵不好对付，光是收复失地也得准备多年，要想一口气把辽国灭掉谈何容易。赵光义打下了太原已经筋疲力尽，更何况他带的那支队伍当官的拖着女人，士兵们身上装满了金帛。他自己不仅拖泥带水带着北汉主所献的上百嫔妃，还拖着从开封皇宫带出来的一大批女人。这样的军队能够打仗吗？宋军在打幽州的时候，公元979年7月高梁河（今北京西郊）之战一败涂地，完全是可以预料的事。当时赵光义身为全军统帅，负有指挥全军之责。但是他指挥的本领完全不行，以优势兵力围攻半月，纹风不动，辽军一旦反攻，宋军立刻崩溃。这个统帅居然把几十万大军丢下不管，自己先逃，股上中了两箭，不能乘马，换上驴车，向南狂奔，“仅以身免”。当时德昭也在军中，大家找不到赵光义的时候，误以为他是打死了或者失踪了，就想推戴德昭为帝。这个想法本来很正常，你赵光义如果不在了，宋王朝还得有个人来主持，国不可一日无君嘛！可是这个信息把赵光义吓住了，他只想迅速地把德昭铲除掉，这是头等大事，至于对辽国打仗，打胜打败都是小事一桩，数十万大军的溃败，更不值得他去关注。果然，高梁河之战的次月，德昭死了，年仅29岁。怎么死的，说法不一，《宋史》的记载是被赵光义逼死的（被逼自杀），《东都事略》则说是“暴死”，也就是被整死的。
杀兄夺位的惊天大案（7）
公元979年的对辽之战虽然全军覆没，几十万大军一朝瓦解，赵光义并不认为这是自己打输了，为了要建立自己的威信，他还想卷土重来。在经过几年的筹备之后，公元986年之初，他又发动了一次有名的“雍熙之役”（时间为雍熙三年），当时兵分3路，东路军攻幽州，由曹彬指挥；中路军攻蔚州，由田重进指挥；西路军攻云州，由潘美指挥。总兵力实数在30万以上。赵光义先还说要御驾亲征，经过臣下劝阻，他也就放弃了亲征的打算。因为上一次负伤逃命记忆犹新，他保老命要紧，不敢再冒险了。
宋军作战，规模越大，人数越多，自己的弱点暴露得越明显，因为赵光义是个大外行，他自己又不在前线，只按图纸遥控指挥，不给将领们一点自主权，不知这个仗是怎么个打法？曹彬这些老将小心谨慎，只按图纸行动，喊进则进，喊退则退，明知不对，照样服从指挥。东路军是主力，接近20万人，在平原上向北推进，刀枪炫目，衣甲鲜明，听说进展神速，光义非常高兴，但是过了几天，形势就不对了，辽军在前线坚壁清野，宋军粮尽，又不能乱抢，只能在敌人面前退兵就粮，结果被辽的骑兵冲垮，还没有打仗，成千上万的人就被挤死，踹死，逼到河里淹死，一时传为笑谈。西路军潘美部下的老将杨业（就是杨家将里的老令公）在山地里机动灵活地作战，敢以几百人奇袭辽军几万人的大队伍，屡立奇功。因为他不照宋军规定的那种打法，不受重视，潘美不予接济，最后受伤被俘，壮烈殉国。总而言之一句话，雍熙北伐，宋的30万大军不是被辽军打垮的（辽军不及宋军之半，相对处于弱势），是被赵光义手里那几张阵图打垮的，是因为缺粮而仓皇退兵时被挤死的、踹死的、淹死的，老将老兵心里都很明白，跟着柴荣、赵匡胤打仗，绝没有这种打法。
公元979年与986年赵光义两次伐辽，两次大败，从此兵连祸结，辽军经常出兵南侵，北方边境就没有太平日子可过。赵光义的威信不但没有抬高，反而威信扫地，从此龟缩在开封，再也不敢谈北伐与收复失地的事了。因为要北伐，就得用兵，他实在没有带兵的本事，这一辈子也学不会了。要是把兵权交给别人，他不放心。因为恨他的人太多，不满意他的人太多，兵权交给别人，随时都会发生兵变。为了安全起见，宁肯忍辱偷安，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了。
后人评论说，宋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王朝。总的说来，这话不错。但是说细一点，积贫积弱的现象不是从赵匡胤时代开始的，而是从赵光义时代开始的。赵光义接手军事指挥之后，表现为一个大外行。他以为兵多则强，就大量募兵、增兵。赵匡胤时代，兵员在22万到30万人之间；赵光义时代，兵员在60万到100万人之间（两次大战，被打垮了的溃散的队伍在30万人以上），养了这么多兵，国家安得不穷！养了大量冗官冗兵，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很快就出现了积贫现象；外敌入侵，不敢应战，不仅辽国一再犯边，在赵光义时代又出现一个西夏割据政权和辽国勾结起来，共同与宋为敌，这就出现了积弱现象。
张其凡所著《宋太宗》一书说：“宋太宗时期，既是中唐以来乱世的结束期，又是宋代积贫积弱的开始期……太宗集中主要精力防止内部有变，汲汲皇位的保持与传子，对外则甘作弱国，不以为辱了。宋代的积弱之势，由此而愈演愈烈。”
也就是说：宋代积贫积弱的现象是从赵光义时代开始，与开国之君赵匡胤没有关系。而且这种现象是赵光义有意为之。只要自己能做皇帝，只要能把帝位传子，他就“甘作弱国，不以为辱”。那么，我们对他的评价就应该和对赵匡胤的评价区别开来。赵匡胤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其一是他结束了五代以来53年的一个大乱世，打开了长达320年的一个治世。其二是赵匡胤倡导了一系列相对宽容的政策，对推动思想解放，促进生产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赵光义所起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造成整个宋王朝积贫积弱，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张其凡《宋太宗》一书中对赵光义的评价是：
“宋太宗其人对于历史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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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保和平的澶渊之盟（1）
宋王朝第三代皇帝宋真宗赵恒一辈子所做的惟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公元1004年的冬天与辽国签订了一个长期的和平友好条约——维持了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
澶渊郡是个古地名，后来叫做澶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当时澶州地跨黄河两岸，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所以“造舟为梁”也就是用船只建起了一座永久性的浮桥，连接南北两城。在这里签订的条约，就被称为“澶渊之盟”。当时两国不是在打仗么，怎么能说是订立“和平友好条约”呢？不错，两国是在打仗。如果从五代时期辽国立国算起，这个仗已经断断续续打了90多年；从宋朝开国算起，也已经打了40多年。但是从订立了“和平友好条约”开始，两国之间维持了百年以上的和平局面。在这个条约里，又规定了两国的皇帝互称兄弟，以宋为兄，以辽为弟，两国成为现代人所称的“兄弟国家”。既能长期维持和平，又能保持兄弟关系，这不正是“和平友好”么！
寇准全力推动御驾亲征
在宋以前，历代专制王朝大都重武轻文，认为打江山与保江山都是武将的事，文臣不过是抄抄文书，记记账目而已，没有多大用处。宋代开始重文轻武，但是文臣立了大功的还不多见。这一次“澶渊之盟”的订立，是寇准以一介书生拍案而起，说服了皇帝，成了御驾亲征的实际指挥者，击退强敌，签订和约，一举赢得了百余年的和平，使人耳目一新。
宋真宗赵恒能够当上皇帝，也和寇准为人心直口快颇有关系。宋太宗赵光义原立长子元佐为太子，后因狂疾被废，次子元僖又被人投毒害死，太子这个位置久悬不决。当时寇准是左谏议大夫。有一天，太宗为了立太子的事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请陛下自己选择一个最信得过的儿子。”太宗考虑了很久，才又问他“襄王（就是赵恒）如何？”他随即直言回答：“知子莫如父！陛下既已认准了，就不要再犹豫，请早定大计。”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襄王被立为太子。赵恒事后听说了这件事，对于寇准就一直保留了一个好印象。赵恒即位之初，颇有一副奋发有为的样子。对抗辽的事十分关心。对将领们的赏功罚罪，一点也不含糊。公元999年冬，辽军大举南侵，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傅潜拥兵八万，闭营自守，不敢应战，听任辽军在国土上来回驰骋。部将请求应战的，他把人家痛骂一顿，竟然说“你们想去找死吗！自家脑袋好好地长在颈子上，何必送给人家去砍？我不主战，是为保全你们的性命，你们何以不知道好歹！”部将范廷召反骂他：“我看你胆子小得不如一个老太婆！”后来宋廷下令出战，傅潜不得已，才分兵八千给范廷召，要他出战，并且答应到时候派兵支援。范廷召觉得兵员太少，出战没有把握，就向另一位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康保裔是一名勇将，祖父和父亲都是为国牺牲的。他慷慨地答应前来支援，准时到达大家约好的地方，但是傅潜这一方的队伍失了约，迟迟不到，以致康保裔陷入了辽军的包围。虽然形势非常不利，康保裔绝不后退，最后奋战至死。战报传到后方，舆论哗然。赵恒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对康保裔大加表扬，追赠侍中，厚给抚恤，几个儿子一起封官。以后《宋史》的忠义传，把康保裔列为第一位。傅潜临阵畏战，对康保裔的被困坐视不救，应负战败的全责。先是问成死罪，后来从宽处理，贬官流放房州。
在初即位的几年中，赵恒还一再前往北方各地视察，在澶州的行宫里宴请过当地父老，到过大名府检阅驻军，这位新皇帝的勤劳深得各地军民的好感。由于他对边防十分重视，一再增兵，重用一些对抗辽有经验的将领如杨业的长子杨延昭等人加强防务，辽军虽然年年入侵，只不过是骚扰一阵而已，还没有攻占过重要的城市。
公元1004年的秋天，辽国皇帝耶律隆绪、他的母亲萧太后、统军大将萧挞凛等人率领全国的精兵20万人倾巢南犯。这一次他们来势汹汹，很快地就从边境上向南猛进几百里，不像只打算抢夺一些财物的样子。因此大河两岸人心惶惶。
这时宋廷的人事刚刚作了一次大调整，宰相换了新人。赵恒曾经和参知政事毕士安商量，想请他担任宰相，要他物色一位合作伙伴。因为宋代的宰相都是左右两位，为了他们共事方便，通常是由他们自己去找伙伴。当时毕士安推荐寇准，他说：“寇准满腔忠义，善于判断大事，这一点为我所不及。”赵恒问他：“听说寇准个性太强，是否很难共事？”毕士安连忙说：“寇准秉性刚直，敢于说话，的确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他能为国忘身，承担大任，现在国家多事，正需要重用这样的人来为陛下分忧。”赵恒终于同意。这个新的宰相班子，正是在辽军大举南侵的时候刚刚建立起来的。
这一年的9月，辽军南侵之后，赵恒在宫里分别召见群臣，向大家一一征求意见，要大家畅谈对策。王钦若是江西临江人，他请皇帝暂避到金陵去；陈尧叟是四川阆中人，他请皇帝暂避到成都去。赵恒最后才问寇准的意见，寇准反问：“不知道是谁替陛下出的这南迁吴、蜀的主意？”赵恒说：“你先别问是谁出的主意，只说说这个主意怎么样？”寇准正色说：“我认为应该斩这个出主意的人去祭旗，然后出师北伐！陛下神武，将士用命，如果御驾亲征，一定能够克敌制胜。不然，也可以出奇兵以扰敌人，或者坚守以困敌人，彼劳我逸，胜算在我手中，何必要抛弃祖宗陵墓，抛弃半壁河山，跑到千里之外的吴、蜀去。我能往寇也能往，根基一动，人心瓦解，天下还能保得住吗？”听了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议论，赵恒才下了御驾亲征的决心。
长保和平的澶渊之盟（2）
当年11月，宋廷下旨御驾亲征，皇帝车驾从京城出发，大批文武官员随行，以李继隆、石保吉（石守信之子）为驾前左右排阵使，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直趋澶州，迎击辽军。这时天气严寒，雪花飞舞，左右向皇帝进献貂帽、皮袍，赵恒不肯接受，还说：“将士们都为严寒所苦，我一个人穿戴这些东西，能安心吗！”这话传入军中，士兵们高呼万岁，经久不绝。
赵恒在离京之时，本来以雍王元份为东京留守。但是在途中听到元份得了急病的消息，马上叫参知政事王旦驰回京城代理东京留守的工作。临行之时，王旦向赵恒说：“请陛下宣寇准来，臣有话要说。”寇准到了，王旦才郑重地请示：“如果战况紧急，十天得不到陛下的消息，我应该怎么办？”赵恒考虑了很久，才回答说：“拥立太子。”王旦回到京城之后，直入皇宫，传达圣旨，并且下令严守秘密。
在快到澶州的时候，又有人来劝赵恒，还是以暂避金陵为佳。赵恒开始动摇，立刻把寇准找来，再问他的意见。寇准正色说：“陛下今天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前线将士日夜都在盼望车驾早日来到。他们见到陛下，一定士气百倍！陛下一旦回头，军心涣散，万众立刻瓦解，敌人会在背后穷追，我们连金陵也到不了。”寇准又找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拉住高琼的手说：“太尉受国家厚恩，今天愿意舍身报国吗？”高琼立刻回答：“高琼一介武夫，得到国家重用，能有今日。今天愿意为国效死，相公有何吩咐，尽管直言！”寇准把他拉到赵恒面前说：“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