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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一九六四年六月间曾订购当月二十日自台中飞台北之民用航空公司一六号班机机票，因临时访诊而未能及时登机，但是该机在起飞五分钟后突然爆炸坠毁，机上乘客四十八人、机员九人全数罹难，无一生还。”
抄录到这里，我必须先暂停一下，作一点补充——即使是在青年公园的一座凉亭里避雨的那天下午，当读到汪勋如所写的这个段落时，我也曾掩卷长思，惊叹良久。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空难。空难发生当时，我才念小学一年级，正在兴奋地期待暑假，我老大哥忽然到家来，问家母知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家母以为共产党包围打台湾了，吓得赶紧要收拾东西。老大哥又问：“叔叔呢？”家母早已飞快地往怀里揣上两个小便当包儿那么大的首饰盒子，匆匆答他：“还在部里，打起仗他就回不来了。”我老大哥这才说没打仗，是有架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接着他说了几个名字，我一个也不认得，直到当天晚上，第二、第三……以至不知道第多少天，收音机里随时都在播报那从天上掉下来的飞机里坐着一大堆刚参加过亚洲影展的重要人物——他们之中特别重要的一位叫陆运涛，是个“电影界的巨子”。当时的我并不理解：为什么锯子会有名字，也不知道陆运涛有多么了不起。而我老大哥所关心的则是一个叫龙芳的人，据说龙芳是我老大哥任职的电影公司的老板——如果后来我老大哥跟家父咬耳朵所说的没错（或者该说是我没听错）的话，那龙芳也是老漕帮的大光棍。家父答复他的话很简单：“管你自己分内的事罢，少说废话！”然后他们俩喝了一夜的五加皮。
过了很多年，有报章杂志重新翻炒过这个老案子，说这架飞机之所以忽然爆炸，其实别有隐情——那是大陆方面为了惩治像陆运涛这样一个坚决反共的电影界大亨而干下的勾当。这种猜测最后是否证实，我已经不复记忆，但是我一直记得我老大哥涨红了一张醉脸，赌天咒地地说：“这种事，除了天地会那些王八蛋，谁做得出来？”
窝在凉亭里忍受着不时隐隐然传来的尿骚味，我心头出现了这样几个疑惑：倘若那一架隶属于“民用航空公司”的一六号班机并非出于机械故障而爆炸失事，而确有人为引爆的嫌疑，则何以一直未见真相公布？如果的确是大陆间谍所为，那么公布出来，不正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匪谍”的最佳实例吗？假设我老大哥的判断为真，则“天地会那些王八蛋”为什么要对一堆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们下手呢？再者，假设下手的对象仅应及于龙芳这老漕帮的光棍一人，而其余皆冤枉陪葬，为什么汪勋如会在他的著作的末章提到这件案子呢？显然，他在那则记载中暗示：他才是引爆那架班机的人原本想要置诸死地的目标。于是，我连忙展卷、继续读下去——
“这一次空难是一个全台湾瞩目的事件，也是一个真相湮灭不明、隐情覆没不彰的事件；因为在一般社会大众的心目之中，它是孤立的、偶发的，没有人会将之和其他曾经发生过的，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并合观察。不作这样的观察，便更难追讨出单一事件的原因。
“笔者之所以于本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天地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汪家医从事迫害，且不断经由挑唆吕门医对汪家医进行斗争，其目的正是在揭发天地会党人不徒为损毁一部医道而制造了诸多毁灭性的灾难，同时更借由社会大众对于个别灾难的健忘而消匿其元凶大恶的本来面目。
“这些灾难都是历历可数、班班可考的。例言之，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笔者于台北市馆前路所开设之‘河洛汉方针灸医院’忽然闯入强徒数名，翻箱倒箧，将院中一应设施悉数捣毁，但并未取走钱财分文。为首者是一姓名为‘罗德强’之男子，该男子于离去之前留下了一句恐吓言语：‘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然而在出言恐吓之后，此人不慎失落其任职于日本驻台机构警卫之职员证一枚。笔者立即报警处理。当日下午六时许，‘罗德强’又返回医院，意图夺回失落证件而与正在勘察现场之刑事警员发生冲突，力不能胜，躲入医院对面一幢十一层高的大厦之顶，与警方对峙十小时，最后在十一月八日清晨五时许刻意避开消防安全网而坠楼殒命。
“原拟深入追究此事首尾的检警人员于三日之后至医院告笔者曰：‘罗德强’既然已经自杀殒命，这宗毁损的案子便应宣告撤销。笔者坚辞不允，检警人员却告以：‘如果罗某背后并无主使人，则此案没什么好再追究的；若有主使人，也是你我追究不起的。’
“这个以‘精神异常男子跳楼自杀’结案的事件之后五日，国民党‘九全大会’在台北近郊三军大学中正堂召开，首日选出张道藩、谷正纲、周至柔、张其昀等十九人为主席团主席，天地会来台第一支流哥老会的总瓢把子洪达展亦名列第一后备副主席。这洪达展由此而得以运用其在政界之影响力，促请大老陈公立夫成立国医研究中心，以结合中西医学为名目，发扬汉方针药为冠冕，搜罗家传秘术为手段，其最重要的目的却是迫令笔者交出《吕氏铜人簿》，并退出此道，令汪家医永绝于江湖。
“一九六四年六月的民航一六班机空难则是另一个残酷血腥的事证。前一日，笔者恰巧在台中第二市场为一抗日老将军诊疗脑溢血宿疾，适有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龙芳打电话至该老将军府中致问候之意，并告以渠正陪同亚太影展贵宾往中南部参观访问，回程将由台中飞北。老将军告渠：‘痴扁鹄汪勋如现亦在此，何不遽来舍下一叙？’龙芳闻听笔者亦在，即令接听，并告笔者：那‘罗德强’案已有眉目，非但同洪某有关，恐亦与日本方面若干政治行动亦有关。这是祖宗家门光棍效力打听出来的，惜不便在电话中长谈，又不能辞贵宾而别去，索性约定次日同班飞机返台北，可于程途之中具实相告云云。笔者正电话中许诺了那个约会，并请龙芳代订机票乙张。但是当夜老将军病发转笃，笔者不得不爽约未行，殊不知一六号班机便这么爆炸坠毁了。
“设若灾难仅止于此，笔者或许仍未警惕醒悟，然而一九六五年八月荷塘之会的那个夜里，万老爷子砚方无故殒命，世人皆讳莫如深，真相亦云山雾沼，我等亡命天涯老儿，各自寻绎多方，可憾亦复可恨的是：耄耋之人，筋衰骨弱，智竭力穷，是不是能够在大限之前，觅得一个水落石出的究竟？是不是能够以风中残蜡的余光，照亮几许幽深黑暗的角落？这确确是笔者殷殷切盼的。汪家医是不是能够避祸脱险，得一妙手而传、而兴、而淑世救人，则更是笔者残朽的、破败的一个梦了。”
汪勋如的这本书就终结在这样一段充满懊恼、怨恨和无奈意绪的文字上。阖上书本的那个刹那，我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胸腔之间壅塞着一大块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像是团吸饱了浓汁稠液的海绵罢？这是不知多少年来我真正读完的第一本书。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尝到这种滋味了，是以必须坦白地说：读完一本书——也就是一点儿也不躲藏逃避地理解了某一个世界、一个完完整整的世界，于我而言的确是感触良深的。打个比方来说，它似乎使我看清楚自己的两只脚丫子所站住的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是如此清晰、确定。我由是毫不迟疑地相信了一点什么。
在我深深地叹了一口大气的那时刻，胸口的海绵饱满充涨，但是我必须这样说：我是十分十分之感动，而且可谓前所未有地感动着了。汪勋如让我进入一个非常简单的世界，那里善恶分明、是非判然，犹如我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所读到的一些童话——王子杀掉巫婆、拯救公主，骑士屠戮恶龙、保全国王和王后……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里，天地会就是巫婆或恶龙，汪家医和汪家医的秘笈《吕氏铜人簿》就是国王、王后或公主，至于王子、骑士，大约就是那个“笔者”了。他并没有说清楚：究竟对巫婆、恶龙所展开的斗争结果如何？但是，恐怕正因为没有结果，才使我胸口郁结起那么沉重的一块东西罢？换言之，汪勋如以“笔者”尚未完成的一个旅程，向我展示了某种带有悲凉况味的追寻罢？可以这么说的。日后我再回想起重返青年公园，读完多少年来第一次读完的一本书的时刻，常会觉得讽刺：我一直在逃避着读完任何一本书，以免对那书作了结论，有了定见——一如老鼠被捕鼠器夹住了尾巴——然而我不知不觉而终卷完篇的这本书却是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它拥有一个开放的结局，读者定然会问，“笔者”后来怎样了？他找到合适的传人了吗？他逃脱天地会党人的迫害了吗？他揭发了那些利用人们健忘的特质而分别制造看似毫不相关的灾难以达成其摧毁某一世界的目的之阴谋者了吗？带着这些疑问，我将书卷起，收进口袋，走出凉亭，步入渐渐下大的雨阵之中，开始想念起汪勋如这个我从来不曾认识的陌生生命。
27 拼图板上的一些问号
汪勋如是在什么时候写成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疑问。我翻阅这书的封底蝴蝶页，上面注记着几行资料——出版者：革心出版社／发行者：汪勋如／社址：台北永和秀朗路一八——二号／办事处：台北市和平东路陆装二村三四号／“内政部”登记证内警台业字第三四号／一九六六年一月台初版。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高阳谢世。七月十三日，我读完了汪勋如的著作。我猜想是高阳那种考古工匠式的琐碎好奇心在我身上发酵作祟着了，我对汪著的出版日期有着骨鲠在喉一般的不安和狐疑。
质言之，以汪勋如例举实事为证，试图揭露天地会暗中破坏社会秩序、制造大众惊扰的动机而言，他为什么只写了一宗疑似跳楼自杀案、一宗坠机案和一宗未及其详的暗杀案，而未及新生戏院的那场大火？
再者，“我等亡命天涯老儿”这话说得似乎同孙小六幼时印象所及的类似，也就是“有时一两个”、“有时五六个”的数目，似与“我等”（而非“我”）暗合。孙小六出生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中，到了第二年一月十九号那天新生戏院便失火了。假设孙小六分别在两岁和七岁上两度“住”在新生戏院里的经历亦属事实，而汪勋如又曾经趁他还是个幼儿之际传授了他一套《吕氏铜人簿》的医道口诀，则必须是一九六七、六八年间的事。此后孙小六再也没见过汪勋如了。从这些散碎零落的事实上看，最合理的一个推测是：一九六五年八月，发生“万老爷子砚方无故殒命”事件之后，汪勋如写下了这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至少这本书（于一九六六年一月）脱稿出版之前，汪勋如尚未遭逢亦不可能预见新生戏院会发生一场大火，是以像火灾这么明显的人为灾难，并未见诸是书文字。反过来说，或许正因为汪勋如写成这部书，公然贩售于市，致使有心人在读过之后，无论是从内容或编校印刷——也就是出版和行销这条管道——循线发现了汪勋如及其他老人在西门町新生戏院落脚藏匿的踪迹，而后雇请纵火专家，出手处置。这是有其可能性的。
高阳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一本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书、装帧成什么德行、写了些什么内容、提倡了些什么想法，只有“一个鬼东西”是完全不能改变的，那就是它的出版日期。一本书印出来的那个日期，就宣示了此书“再无其他可能”。换言之，出版日期是一本书最笃定也唯一笃定的内容。除此之外，一本书里的任何内容都“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而出版日期则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误以为没有意义，却也因之而料想不到的事。
抱持着这个想法，我冒雨徐行，回到家中，再把另外那六本书从先前撕破了的包裹里一一取出，细细翻看。我赫然发现：除了《神医妙画方凤梧》书末全无出版单位、日期，而仅只印以“著者自刊”和“总经销：人文书店／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字样之外，另外五本书都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后陆续出版的，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为止。其中《食德与画品》出版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出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分别出版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和七月。这里面有几个小小的、引人想像的关节：第一，《神医妙画方凤梧》应该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以前写成的——因为著者万砚方死于是年是月。但是高阳所给我的这个本子的封底上另外有油墨打印的一行小字：“六五年十二月人文自售”。这行小字的意思非常明白：起码这个本子的《神医妙画方凤梧》一书是在作者死后三到四个月才由人文书店自售问世的。这样一行小字所标示者非徒此也——试想，总经销的单位自售其书于门市，而非经由中盘商、书店，层层辗转的系统，则表示此书应该不是一本旧书——或称“回头书”、“风渍书”——这标示乃是总经销为区别于经由正常发行管道而贩售者，它可能比较便宜，但不意味着品质不好，之所以打印言明自售，也是为了明确限制这样的书不该出现在一般书店之中。
倘若这个推测成立，则这七本书上市的先后次序不意却正是多年前我在三民书局之中浏览它们的顺序，这一点有什么意义我还不敢说。然而就在翻看这七本书出版日期的时候，我发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这七本书的总经销都是同一家：人文书店。
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