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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我一直觉得你在上海餐厅设的那个大玻璃隔墙十分大胆。餐厅里的装潢是中式的，可玻璃墙却是西式的直线，材料也过于现代。很多人都理解为防水溅出，可是防水溅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要用玻璃隔开？
海：有很多人反对用大块玻璃做隔断，认为不仿真了。建成后我们请了一位日本的园艺师对用玻璃隔开的岩壁绿化效果提意见，他没提其他意见，只提了一条不要用玻璃隔。他主张人和自然要无障碍地彼此亲近，这个观点我并不反对，但这里的现实空间太不理想，房屋和山壁太近了，不是彼此亲近而是彼此压迫，所以必须把两者隔开。隔开后大家就有了不同的感受，会把玻璃幕墙感受为建筑的外墙，感受到外面是一个自然的山壁，真实感不降反升，因为我把室内室外的不同感觉用玻璃区隔出来了。我现在准备把整个四季厅也用玻璃隔起来，同样为了造成一种室内室外的区别。还有日本餐厅我也用玻璃与公共走道隔开，我的构想是在这家酒店营造出一种橱窗风格，这是从商场精品店的橱窗装潢中汲取的灵感。也是猜测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就是“围城”的心态。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别处风景独好。为了调动他们的探奇欲和不满现状的心里习惯，我就故意制造出一个个“围城”，该隔则隔，可露则露，当显则显，须遮必遮，让人们寻门找路，踏古探幽。设制隔障在此实际上成了一种心理的勾引。
张：你认为影响酒店装饰风格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海：风格是个常被讨论的话题，什么样的风格算好什么样的算不好，众说纷纭。不仅酒店，从整个装饰设计的历史看，也是从简洁走向繁复，又从繁复回到简洁，螺旋式地上升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生活形态、物质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反映出社会各阶层受时尚文化思潮的影响，有时很偶然的因素也会导致一种风格的流行，甚至一部艺术作品的受宠也可能导致某种风格的受宠。《三国演义》在日本播映时引起轰动，结果汉末风格的装饰陈设通过电视剧的传播，就流行起来了。我在北京一家时尚家具店里还看到过海明威生前家具的仿制品，很受消费者关注，说明一个知名人物的生活爱好，也会带动一种风格。近些年来，室内装饰还越来越多地渗透了其他行业的风格因素，如工业设计中的风格因素。意大利家具中那种简洁的线条和形状，就表达了工业化的几何感。香港的汇丰银行大厦把建筑内通常被隐蔽起来的暗线、节点故意暴露出来，夸张了科技时代的一种印象。美国有个电影，描写世界文明毁灭之后，人们出没于残垣断壁，用汽车的残骸制造武器、交通工具和住宅，是残缺、拼接、毁灭以后的感觉，这种绝望感也诱发了不少同类风格的室内装饰作品的产生。在大工业时代，非常现代化的、繁忙的都市生活可能又孕育了一种乡村化的、贴近自然的风格流行，因为现代人缺少的恰是这些东西。连时装界的一些流行因素也注入到建筑装饰行业来了，比如衣服上的胸花佩饰和珠宝首饰的样式，常常会被借鉴为建筑装饰上的某种点缀。总之，对风格的把握需要与时俱进，如果缺乏对时代的全面了解，要找到新鲜的设计风格是比较困难的。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使全球信息实现共享，信息和经济规则的一体化，必然造成文化的趋同，所以全球化也包括了文化的全球化。过去一种类型的装饰设计，一个样式的家具用具，可以流行十年不变，而现在一种时尚的流行期可能仅仅只有半年甚至更短，很快就会被另一批流行产品，另一种审美趋向取而代之，受众对原来趋之若鹜的东西会迅速摈弃，非常无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风格的时代在明显地缩短。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不可捉摸，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强烈地改变未来。谁能预料纽约会出一个“9·11”？谁能预料“9·11”事件对世界政治格局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连我们今天谈到室内设计时，都会感觉到它的冲击。“9·11”事件和装饰设计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9·11”以后，很多西方民众在消费观念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更寄托于家庭生活，不愿出门旅行，不愿坐飞机，不愿做长线投资，更倾向于家庭生活用品的投资。“9·11”对西方人的心理震撼是非常大的，把西方人精神上的某些东西摧毁了，把他们不可战胜、不可触动，永远会生活于和平幸福之中的习惯信念击碎了，让他们也有了朝不保夕的感觉。危机意识在西方社会的突然抬头，使很多人一下退回到保守主义的时代，更注重家庭感受，更注重亲情互慰，更注重亲友间的小规模聚会，这就带动了装饰设计向更亲切、更家庭化的方向逐渐偏移。和过去相比，人们显然更需要一种温馨、舒适、安全，更便于彼此沟通的和睦环境，这种需求正在慢慢显露。此前多年被过度渲染、推崇和追捧的一些风格，比如简约主义的风格，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功能化和工业化的风格，正在渐渐失去原有的凌厉攻势，正在被一些更亲情，更贴近自然，更传统的风格消磨，传统之风似乎正在重新复苏。从“9·11”这样一个偶发事件对装饰风格的影响来看，足可证明未来的时尚将是多么脆弱易变，风格的走向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将是多么难以捉摸。
创新与传统
张：你认为在中国什么样风格的酒店最符合客人的需求？
海：客人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客人对酒店的需求一般分居家需求、旅游需求和公务需求。一个常驻北京的欧洲人，肯定需要寻找家乡的感受，而一个偶然来北京游玩的外国人，追求的反而是异国情调，不一定是意大利人就一定给他吃意大利菜。但常住在北京的意大利人天天让他吃中国菜他也受不了。酒店所提供的包括环境在内的服务产品，应当是最具个性化而又最不个性化的，既要满足不同客人的个性需求，又要兼顾到公众性的普遍需求。所以，酒店的设计不仅应创造出新的语言，甚至创造出新的语式和语境，要让客人一来到这个地方，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一个特定的环境氛围之中，又必须考虑到起码的共性因素。因为酒店设计毕竟不是为某一个人创造一个自己独爱的家居办公场所，而是要为众多顾客创造一个共享的空间，个性不能没有，也不能过强。从这个立场出发，我的设计一向远离那种纯粹的艺术家风格，因为艺术家的个性比较偏激，对现实世界和传统观念的批判意识过于强烈，仿佛不颠覆点什么就不足以抒发内心的情绪和感受，而艺术家的情绪和感受对大众而言，又不免怪僻陌生。我们的设计尽管也有怪异的部分，个别造型个别组合试图标新立异，但是多数元素都取自传统，即便不能让人全部心领神会，其中总有某处彼此相通。我们意识到我们创造的空间是一个有一定艺术价值的实用的商品，而不是专供展览的纯艺术品，外国人要通过这里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要在这里获得共鸣。我们试图做的，是既要和顾客已知的文化进行沟通，顺应他的审美习惯来展开你的叙述，又要给他一些未知的意外和惊讶。我们一直试图寻找这样一种方法和尺度，来构建我们的取舍原则，而不是挖空心思刻求另类。另类的东西其实并不经看，就算乍看新颖，目光稍停，就会腻的。传统的东西之所以传统，时间的考验是最大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另类的东西往往比传统的东西容易更快地落入俗套的原因。
我的这个观点，和我自己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我是设计师，但同时我又是一个商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我在给我的顾客创造一个环境的时候，必定要听命于顾客的主流。顾客在街上买一听可乐，两三块钱已经足够，但到我们这个环境里喝一听可乐，至少要花30元左右。它的附加值减去服务和酒店的品牌费用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耗费在环境装饰的实物价值和智慧价值上了——在酒店的咖啡厅里喝可乐和在街上喝可乐，其享受程度和愉悦的意义完全不同。如果把可乐本身的价格构成也分析一下的话，我估计那听可乐的设计费和推广费至少占据十之七八，而材料的费用和运输、服务的费用，不过十之二三罢了。
在浏览我的设计作品集的图片时我对自己的设计也作了反省，有些图片带给我的，已经少有得意和欣慰，而更多的是遗憾和自嘲，这里收录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作于上世纪90年代前段，其风格样式因当时的思维与材料所限，早已过时过气，现在重温旧作，不免为之汗颜。图集的编辑之所以仍将它们收纳在内，大概只是按照历史记录的原则，给予客观的宽容。
站在二〇〇三年回首反顾，又何止七八年前的思维已然落伍，就连三年之前的设计，也能依稀看出些陈旧老态，虽然只隔了短短三年，当时的兴奋恍若昨日，如今看来却真有隔世之感。这些作品的黯然失色，让我深切地感受到21世纪的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把时代前进的步伐变得如此之快，过去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现在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天！过去是“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现在是三天不出门就找不着北。在这样的时代，创新成了生存的必需。
于是在喜爱和尊重传统的同时，我们的着力之处，更加移向创新。我们在设计上海餐厅一楼的时候，在北方庭院的骨架中，刻意糅进了许多南方庭院的血肉。曲径通幽、步移景换、窗外有景，景外有窗，每一个角度都不一样的，还有布局的小巧和地面的处理，也取了苏州园林的元素，但做了某些修改变型。江南园林的地面多用鹅卵石和瓦片铺敷，因为在我们这个环境下显得有点脏，不高档，也不适合在狭小的空间里使用，所以我们在花瓣部分改用了雨花石，把勾边的瓦片也改成光面的太白青，强调了明亮与色彩，以及相对室内化的味道，太白青的黑和雨花石的红，呼应得非常过瘾。
中式家具的摆放历来讲究“一堂”，即清式就是清式，不掺明式；晋派就是晋派，不杂广派。但我们则是根据视觉的需要，变通选择，徽派的家具、晋派的家具，兼收并蓄。窗棂是南方的样式，但房子的大感觉又偏向北方；宅门和庭院的色调也确定了北方的灰砖色；走廊地面又有些日本味道；有的亭子索性不仿真，略略地美术化了；山岩绝涧和马来西亚的植物，则把人的联想带往了热带雨林的方向；按理金龙金凤在中国古代民间是绝对禁用的，用则大逆不道，但我们在室内用了大量被处理得半老半旧的龙凤金饰。总之这些组合统统不是原配，很多细部的造型尺寸都不加拘泥地做了剪裁和重构。
在设计趣味上我无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我平常和沈工聊设计的时候常说，追随流行不如创造流行。也就是说这一阵别人常用的造型，常用的搭配，常用的组合，常用的材料，常用的色彩，我们都要尽量回避。比如最初我的作品用金较多，但当设计圈里堆金砌银之风泛滥成灾后，我们再用金银就非常警觉，非常慎重。我想起多年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我的长篇小说《便衣警察》时一位编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选择稿件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就是厚重，你写的这个东西，同样是写改革，同样是写爱情，同样是写城市，同样是写农村，你要比别人的作品厚重，你写出来东西应当是沉甸甸的，水准应当比一般作品高；第二个标准是创新，如果水准不是那么高，但你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其他作品从未涉及过的人物，或者你创造了一种新鲜的语言风格，或者作品的结构别出心裁，或者你表现的生活层面及观察角度比较特殊……反正你总得在某一方面不是炒前人的冷饭，不是模仿，而是有你自己的创造，它才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观对我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让我在进行装饰设计的构思时，总是本能地刻意求新。当我要做一个壁炉，如果这个壁炉在样式上跟传统的壁炉并无二致，那我就必须在用材方面寻找变化，如果在用材上无法出新，那就要在尺寸上有所破格。在上海餐厅二楼我们做了一个酒吧，其中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