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里的虫声就是如此，那不是乌合之众的大杂烩，而像是有指挥家在台上似地，以规律的节拍，忽大忽小，忽强忽弱地从四林间拥来。弱的时候，好像童年陪父亲彻夜在水源地垂钓时，听到的细细水声，是一种呢喃，又像是轻叹。强的时候，像是珠玉飞漱，绵缀不经，那声音无比紧密，如同玛雅古城的石块，无衣无缝地砌合，竟插不下一支小刀；又仿佛冬日的细雪，一层外还有一层，怎样也窥不透。
从来睡得很轻，但在夏夜，虽然开着窗子，正迎着万顷的密林，而虫声如涌，却能很安然地入梦，有一晚学生在画室里听见了虫声，问我后院是不是装了马达什么的，其它学生也一齐附议，我才发现那虫声对于不常听的人，竟是如此轰轰然。
对于这件事，我曾经多次思，也曾在夜晚静静地分析窗外的虫海，想要以失眠夜来找一个咒诅虫声的理由。但是，没一下子，就进入梦乡，而那梦中是有虫声伴着，却感到无比的安宁。那是一种浑然完满的感觉，虽不是无声的静幂阒，却觉得更是恬适，仿佛让那软软的蛩音包着、托着、裹着、浮着，轻轻地荡人其中。
我渐渐了解，安静并非无声，而是一种专情，每样能唤起我们专情的东西，不论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就都能带来安静。而最好的安眠药物，则应该是那蛩音鸟啭的大自然之音，因为我们的世代祖先，绝大部分都与大自然为伍，只有到了近代，才被那许多人为的喧嚣，扰乱了体内的天然律动，要想调整它，最准的调音师，就是这些天籁！
暮秋的夜晚，只要聆听窗外，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气温，虫儿真是敏感，甚至如天气将要转寒，它们也能提早觉票，渐渐地将高亢之音，降为低沉之调，如果次日天暖，又可能重新恢复那浩荡的交响。
落雨的夜晚也是如此，虫声会随着雨点的大小而起降，但与气温转寒时的变化不同，有些虫似乎特别怕雨，稍有些霏微，便失去了那一种乐器，另有些虫则不怕雨，即使倾盆而下，隔着雨幕，仍然隐隐约约地听见那雨中行吟者的歌声。
秋虫声就是要这样聆听的，在那细小的音韵中去感触，即使到了极晚秋，只要以心灵触动，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微微的音响。我曾想，说不定白天虫儿也是叫的，只是因为其它的声音大多，心灵也不够静，所以听不见，于是人们自作聪明他说：晚来虫鸣，确实自从有了这个感悟与推想，日间在园里写作，居然渐渐自鸟啭中，可以过滤出虫鸣，自认为耳朵对大自然的品味是更细致，也更深入一层了。
只是随着仲秋虫声的日稀，便有了许多凄然，不知那些原本活泼而快乐的虫子乐师，是因为禁不住霜寒而次第凋零，抑或逐渐隐退，如果它们是后者，明年孟夏还会不会出现？虽然下一年的音乐季可以预期，但是否仍会是同一批音乐家？但再想想，虫海也是生生死死，每日在生，生日在死，说不定就在那夏夜不断的混声大合唱的队伍中，就时时有团员颓兢在行列中萎落，再由那新生的穿戴逝者的衣服，偷偷起来。于是那唱、那奏，既是迎新也是送旧，唱着“逝者逝了！生者生了！”都是宇宙当然的事，岂不值得欣欣歌颂吗？
当墙外那颗叶子奇大，有些像是热带阔叶木的树，一夕间突然低垂了叶片，晚秋便真在来临了，虫鸣更正这一年成为绝响，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天籁。
虽然在台风时听过风的怒吼，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敢确定，风本身是不是会造成声音，咻咻的是它吹过电线、杀簌簌地是它吹过树梢、飒飒的是它穿越森林，那出声的是风，抑或被它拂动的东西呢？
不过无论如何，风是整个一籁的催助者，催着青绿，也摧着秋红，繁花在风里开展，在风中受孕，在风中残落；密叶也在风中抽芽，在风中飘零。
如果细细地谛听，确实可以听见四季的风之絮语，甚至连那小小如樱花绢细的花瓣飘落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因为它们带着充足的水份，凋零落时，常片片黏在一起坠落，也因此，虽然同为花瓣，由于每次落下的数目不同，轻重有别，也就能产生不一样的声音。
当然最富变化的风声还是在晚秋了，每一片叶子都述说着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如同它所经历的岁月一般。愈是高高在上的，愈在寒风中先红，也愈早告别枝头。橡树的叶子红得发暗，因为它们是失去了水份的供应而变色，所以凋时如同一张张厚纸片般，在风中因振动而沙沙哀吟，又在地面哗啦哗啦地滚动。
至于饱含水份却不得不凋的枫叶和梧桐，就相较得沉默了，尤其是在秋风秋雨的日子，它们柔软的叶片，能贴上窗玻璃，成为逆光下最剔透的风景。但是落在草坪上，则常牢牢地黏附着，遮盖了天光，造成下面秋草的早逝。还有那红叶的漆树，由于是复叶，一支长长的茎上，挂着二三十片小叶，所以总是挂着、纠葛着落下，制造出另一种复合的音响。
可惜院中没有芭蕉，在风中用它叶片摩擦如摇橹的声响送我入梦。所幸临窗的瓜藤，叶子转黄泛白之后，由于失去了水份，表面带着绒毛，又有藤蔓牵挂着，摇曳摩擦出最美的音乐。那是以薄薄的叶片做共鸣板，以须蔓为琴弦所制造的交响，如果再遇上潇潇的冷雨，点滴凄清、点滴凄清，更是愁损离人，载我到了宋室的江南。
与仲复以后由高转低的虫鸣恰恰相反，冬天的风声由低转高，当时子都不再争议，树枝便开始在风中呼啸，我想那风并不单纯，它们虽由同一个方向来，却在每一个枝子间转来转去，仿佛神怪电影中的精灵，飘忽地难以捉摸，却又捉弄每一个遇到的对象。
所以清明朗澈，甚至掩藏不下一只飞鸟的冬林，在北风的拨弄下，反而能奏出各种令人难以想像的音阶。与虫声不同的是，虫鸣必多半靠双翅的震动，所以有近于弦乐器，那风涛则属于管乐器，或带些锯琴绵延不绝如缕的诡异。它们分成好几部，高低呼应地唱和，且摇动屋顶上的电视天线，发出挣挣的音响。
冬夜听风，需要壮阔的胸怀，如同吟大江东去浪淘沙般，要有山东汉子敲铁板的铿锵，非闺阁小境界所能消受。此刻，春日的鸟啭、夏夜的虫鸣、晚秋的吟唱，都像是清代四王吴恽的工细小品，发展到白石老人的金石之笔，提炼了精华，而挥弃了纤巧。只觉得旷大的天地，原本经过自己细细皱皱擦点染的枝枝节节，突然又恢复成了一张白纸，横直涂上几笔，却道出了真正不吐不快的东西，也便再无可添加处。
倒是那白，颇耐人玩味，且点滴可听。犹如一早起，推帘看到的那满天满地的白雪，若用三个季节训练出的敏锐观察，每一片雪花都是一幅图画；每一片雪花的飘落，居然都像是小片琉璃般，发出清脆的音响。
至于特别寒冷而朔风野大的日子，就更是好听了，鸣鸣像是吹法国号的北风，把邻人屋顶上的粉雪卷起，再带上我的窗玻璃，就听见叮叮当当恍如八音盒小风铃的敲击，美极了！
还有那双层窗间，若偷溜迸些室内的水气，奇寒的日子，更会在最外层玻璃上，结起一片片像是羽毛，又如同云母亲般的冰花，有时会长长地延伸几英尺，左右联缀成一幅玉树琼枝的图画。
当然真正的玉树琼枝还是在窗外，一寸寸堆高的雪花，渐渐压弯了树梢，枝子承不住时，就整片整块地向下滑落；小鸟在树上跳跃，扑翅的振动，更会惊落满树的白花。这时坐在屋内，只要听那雪花落地的音响，是干雪的轻？是湿雪的重？抑或凝成块的冰雹？就可以知道冬天的脚步移动到了什么地方。
当那脚步渐远，先有冰冻近月的大雪块从屋顶滑落，走过长长的檐下，一定要小心被打了头，尤其是有大片斜顶的屋子，那雪块坠地的声音，真像是打雷。
而后许久不曾听见的水声，由屋角的天沟中传来，淙淙潺潺又滴滴嗒嗒地，屋内的暖气管则收敛了许多杂音。鸟的叫声频繁了，甚至有些站在窗边，啄食以前掉在缝里的小米，发出紧促的像是敲门的音响：
“喂！情人节要到了，刘氏餐厅几时重新开张啊？”
烟云烘养九十年
——白云堂——日记
车行建国南北高架路，从和平东路口出来，过红绿灯右转小巷子，到达“白云堂”的时候，居然比平日提早了15分钟。
应门的是师母，原来她正陪着老师在院子里练功呢！只见老人站定马步，不断地先把双手抬到身前肩高的位置，再用力向身后甩动，那速席不疾不徐，每一下都像是使足了力气；薄呢上衣，在袖子的擦动下，发出波波的破空之声，倒真有些中国功夫的气势。
这功夫，我几天前才听他说过，是在韩国书法家来访的时候，问老先生的长寿养生之道，当时黄老师一言未答，只是站起身，就像眼前这样，拿椿站定，半蹲马步地甩手：“舌尖抵上牙关、肛门夹紧，一天甩五百下，就是我长寿之道！”
大概已经到了五百之数，老先生缓缓收步，居然不甚喘气，迳去逗那悬在梨花树的画眉了。据说他往常都要提着鸟笼到隔辛亥路的台大校园中散步运动，或是因为这阵子跟我约好每天早上8点半开始整理白云堂的画法，所以改在自家院子里练功。
其实这里与那台大校园又有多大的分别？上百坪的花园，种满了松、柏、玉、兰、杜鹃、樱子、梨花、牡丹、山茶。此时正是暮冬，虽然缸里的荷花尚未露头，盆里的老梅树倒正散看冷香。至于院角的兰花房里，更有那上百盆的名品，若是报岁之属，当也是开花时节了。此刻师母正从花房里出来，手里拿着鱼食，到假山前的池里喂锦鲤，老师则转到门前欣赏张大千先生由八德园移赠的百年古松盆景，一月柔软的阳光正洒上这三层楼高的白色建筑。
“你今天来得真早啊，一定没吃东西。”不由分说，老人就拉着我进屋：“一块吃早点。”
“老师早安！”这倒非我说的，而是一推纱门，那门里的绿色大鹦鹉喊出的话，纯正的广东腔，也不知是谁教的，这小子平日甚噜嗦，又唱又讲个不停，常被关人楼下的厕所处罚，有一天我上厕所，进去尚未开灯，突然听到里面有人沉声问道：“喂！你来干嘛？”吓出半身冷汗，后来才知道早有别人受到同样的惊骇。
虽然早上确已吃过，但自知绝对拒不得，我也便乖乖人座，饭厅隔拉门，紧临着客厅，迎面挂着两行金色大字：“一怒一老，一笑一少。”想必是黄老师长寿的另一秘法，这也确实，跟老师10多年，真没见过他板脸，偶有对那家中老仆不高兴，也像是旧友台杠。有声音而无火气。
这阿健，在黄府10多年，当也在60岁许了，虽然戴了助听器，打电话，倒拿着听筒，对着口袋里的机器，倒也不含糊，客人见过一次，立刻就能记得，若非旧识或先约好，谁也过不了大门闩后面，这阿健的彻底盘问。
才跟着老师走入画室，阿健已经送上茶水，照白云堂的规矩，杯子不能上大画桌，这是画家应有的原则，免得打翻时脏了画，何况白云堂有时一天能有数十访客，谁能保证没个闪失的时候。
不过此刻桌上还没有画，倒是排了一列报纸，老师的习惯，早餐后第一件事——看报。虽然90高龄，看东西是绝不马虎的，碰到不上眼的事件，老先生必要评论，若是他主政，非如何办不可。话说回来，遇上特别有参考价值的文字图片，老先生更会小心地剪下来，收入他那厚大的剪贴本之中。
譬如现在，眼睛停在了某报彩色版玉山雪景的图片上：“老友！这个剪下来啦！”
原先坐在画室另一头沙发上看报的师母应声走了过去：“老兄，你在叫我吗？”
这件事，我也曾经弄糊涂过一阵，原来他们二老，是以老兄和老友相称的，后经师母解说，才知道其中的因由。原来他们在婚前很早就认识，后来再遇到时，师母称一声“老兄”，黄老师看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也便回叫一声“老友”，岂知竟这样一叫就是三、四十年。
师母容羡余女士，虽然一头银丝，容光可是朗朗照人，十分年轻，动作更是快极了，才一刻工夫，那玉山雪景已经平平整整地贴上了簿子。而据我观察老师这类收集资料和自己新闻的本子，少说也有数十册之多，若非有特别的慧心和干练，为他老人家安排日常成千上百的琐事，真是谈何容易。
当然师母也自非凡人，在抗战时就担任重庆妇女救济会总干事，后来又任广东省主席罗卓英将军夫人的秘书，再受聘到台湾主持妇女工作，真是如她所讲：当年如果从政，今天应该也有一番事业了！
“为什么不说，黄老师就是您的另一番事业呢！”这是我常说的话，而老师则少不得讲：“叫她画，她不画，她的竹子画得极好！”
突然听见楼梯上脚步匆忙，原来是黄老师的小女儿安霞闪了进来，并一把将我拉到画桌一角：
“晦！刘墉，你好狠哪！你知道吗？Daddy为了和你作这本书，都累得生病了！”
“我看很好啊！”
“他每天都在吃药，你知道吗？他是那种身体不舒服，但绝不会讲的人，他就是这个个性！嗅！我要上班了，拜拜！”居然一溜烟不见了。也不知道她是当真，还是开玩笑，倒弄得我不知怎么办好。所幸老师开了口：
“不要听她的，不过，你知道安娜（黄安霞的小名）也会画画吗？画得不错呢！”
我何止知道，安霞还跟我说过，虽然早有人找她开画展，但是老师严格叮瞩，除非自成一家，否则不要展。由这句话可以知道黄老师对于画家树立自我风格的要求，也显示了他严格的家教，和不希望子妇承父母荫庇的态度。正因此，他将自己最好的收藏捐给了故宫，还对我说打算画一百张画，配上一百幅字，在90岁生日的前后，义卖捐给慈善事业。更令我兴奋的消息是，他居然讲：“将来我的画，也会分送给学生，90岁了，东西都留在自己手边，有什么意思